品的那一杯巴中茶 你真的了解吗？

巴中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，地处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，中国秦岭——淮河南北分界线南，属亚热带湿润地区（我国亚热带面积大，情况复杂，又可划入亚热带秦巴区）。从自然地理环境看，巴中是适宜于茶叶种植和优质茶叶生产的地区；从历代典籍的记载看，巴中产茶历史悠久、茶文化内涵丰厚、茶风俗资源富集，在中国茶业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。

壹 巴中是茶树起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

根据史料推测，巴中的种茶史可溯至周武王时代，发展于唐、宋，鼎盛于明，渐衰于清而民国尤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，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一定成效，如今市政府“双百工程”的实施，使巴中茶叶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

据东晋常璩撰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记载：“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，著乎《尚书》。巴师勇锐，歌舞以凌殷人，殷人倒戈。故世称之曰，‘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’也。武王既克殷，以其宗姬于巴，爵之以子。古者，远国虽大，爵不过子。故吴楚及巴皆曰子。其地，东至鱼复，西至僰道，北接汉中，南极黔、涪。土植五谷，牲具六畜。桑、蚕、麻、苎，鱼、盐、铜、铁、丹、漆、茶、蜜，灵龟、巨犀、山鸡、白雉，黄润、鲜粉，皆纳贡之……”[1]说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时，巴蜀地区（今四川省及云南、贵州两省的部分地区）以茶作贡的史实。

清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（卷七）中记载，“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”，并引用西晋文学家孙楚《出歌》中“姜桂荼荈出巴蜀”之句进行论证。[2]也就是说，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、司马错伐巴蜀，灭蜀国而建立蜀郡，灭巴国而建立巴郡之前，秦人所在的北方是不知道有茶饮之事的，而那时我国西南的巴蜀一带饮茶已经很普遍了。

唐陆羽著《茶经》三卷十节，其“一之源”中记载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。其巴山、峡川有两人合抱者。”[3]据当代茶学家吴觉农在《茶经评述》中注释：“巴山峡川，指的是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地区。”[4]茶学家庄晚芳在《中国茶史散论》一书中，也认为“茶树起源中心在云贵高原，即川滇黔相邻的地带，也就是古代的巴蜀国”。[5]巴中乃巴国之地，是巴蜀文明交融的地区，也是茶树起源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宋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：“巴州。土产：紬、绵、白药、巴戟天、茶。按《广雅》云：‘荆、巴间采茶作饼成，以米膏出之。欲煮饼，先炙令色赤，捣末置瓷器中，以汤浇覆之，用葱姜芼之，即茶始说也。’”[6]《广雅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，三国魏张揖撰编，成书于明帝太和年间（227～232），那时就有“荆、巴间采茶作饼”的制茶技术和“芼”而饮食之的方法，并言“即茶始说也”，说明三国时代的巴州地区茶叶生产历史悠久，茶叶生产技术先进，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巴中是茶树起源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贰巴中是我国历代茶叶的重要产区

巴中产茶的历史，源远流长，其源可推溯至周武王时代。然而，见之经传者，自唐以降才有明确记载。今胪列于后，以供参考。

1.唐代。唐朝初年，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十道，开元年间增为十五道，道下设州和县。四川在唐代大部分属剑南一道，包括剑阁以南长江以北地区。“唐代四川境内已有十八个州郡产茶，占全国七十八个州郡的百分之二十三……”[7]当时，四川产茶的十八个州（郡）分别是：彭州、绵州、蜀州、邛州、雅州、泸州、眉州、汉州、益州、渝州、涪州、忠州、开州、嘉州、利州、夔州、黔州、茂州。

据杜长煋、闵未儒主编《四川茶叶》记载：唐时的“利州，辖今广元、旺苍、南江、通江等地。《新唐书·循吏传》载，何易于为益昌（今昭化）县令时，曾反对在境内征收茶税。旺化一带在古蜀国时已产茶。”[8]而通江、南江、巴州与旺苍、昭化邻接，产茶历史同为一源，可见唐代时，通江、南江、巴州就已经被列入了四川重要的产茶地区。

2.五代十国时期。五代十国时期的产茶区与唐代相比有所扩大，由于五代十国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，所以不再以道为准，而是以各政权的辖区为依据，其政区划分以后晋天福八年（943）的政治形势为准。其中，后蜀共有18个州府产茶，沿承唐代的有12个，即兴元、彭、绵、蜀、邛、雅、泸、眉、汉、利、夔、通州（府）。据杜文玉、王凤翔著《唐五代时期茶叶产区分布考述》记载：“在五代十国时期，这一地区新出现的产茶区有：成都府、涪州、简州、渝州、巴州、茂州等6个州府……巴州，按《广雅》云：‘荆巴间采茶作饼，煮饼先炙，令色赤，捣末置瓷器中，以汤覆之，用葱姜芼之，即茶始说也。’可见巴州产茶由来已久，乐史记其土产亦为茶叶。”[9]

3.宋代。据宋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：巴州“土产：紬、绵、白药、巴戟天、茶”。宋代的行政区划实行道（路）、州、县三级制，巴州属利州路，为州级行政区。元脱脱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巴州，中，清化郡，军事……县五：化城……难江……恩阳……曾口……通江。”[10]其地基本包括了今巴中市的范围。这说明赵宋时期，巴中市所辖之通江、南江等县的茶叶，其种植、生产已有相当规模，所以被朝廷列入了土产的范畴。《四川茶叶》也记载，宋代四川地区的产茶地计有二十州（军）：属利州路的有：“利州：今广元县一带。巴州：今巴中、南江、通江等县。”[11]宋代的巴州，辖现在的巴州区、通江县、南江县、恩阳区及平昌、旺苍、木门的部分地域。说明在宋代通江、南江、巴州也属于四川重要的产茶地区并且有了相当大的规模。

据在通江县铁溪镇罗村天子坪发现的古墓碑记载：宋元间，遣武略将军景畴，率众自秦入川垦殖茶场，遂家焉……这就是说，宋元间，朝廷即派武略将军景畴率领大批移民（战俘）入川，在通江县的罗村有计划地大规模开垦植茶，繁衍生息。现在通江大多数景姓人家即景畴后裔。

4.元代。元蒙入主中原后，元人不缺马匹，所以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。其具体产茶地区缺少资料记载，但可以推测，巴中地区仍然是四川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。

5.明代。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，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。”[12]刘淼在《明代茶业经济研究》中引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二洪武五年二月乙巳条：“四川产巴茶凡四百七十七处，茶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九百四十三株，茶户三百一十五。”[13]两者记载基本相同，而巴茶的产地，《明史》及明实录均没有详细记载，刘淼推测，“大概是在保宁府的巴州、通江、广元、南江四州县”。[14]笔者认为，巴茶的范围应是“四川东北部茶叶产区，包括今天的巴中、通江、广元、南江、宣汉、万源、开江等大巴山地区，所产之茶均可称为巴茶”。[15]

朱自振编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》引明杨思震所纂嘉靖《保宁府志》物产目中记载：“茶。巴州、通江、南江、广元有之。”其在山川目中记载：“南江县，味坡山。在县北百五十里，其地产茶，味佳美。”[16]

我们也可以从朝廷茶叶课征的数量中，推测巴中是明代的重要产茶区。据《明会典·茶课数》（卷之三十七）的记载：“四川茶课。初一百万斤……见今茶课本色一十五万八千八百五十九斤零。存彼处衙门听候支用（系石泉、建始、长宁等县、并建昌、天全、乌蒙、镇雄、永宁九姓土司办纳）。折色三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三斤，共征银四千七百二两八分。内三千一百五两五钱五分存本省赏番，实解陕西巡茶衙门易马银一千五百九十六两五钱三分（系保宁府属巴州、通江、广元、南江四州县解纳）。”[17]

明·向阁《呈茶课》影印（部分）

四川保宁府所属的巴州、通江、广元、南江四州县解纳“折色三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三斤”，由茶户纳折色茶课银四千七百二两八分。这说明当时巴中地区的茶叶种植和生产具有相当大的规模。

《保宁府志》卷二十一《茶法》影印（部分）

6.清代。四川历代均属产茶大省，茶叶生产规模较大，自唐以降的历代朝廷对四川茶叶生产的经营和管理，都有别于他省。清代四川茶叶产区的扩大是不容忽略的。据《中国古代茶法概述》中根据嘉庆《四川通志》记载整理：嘉庆以前，“四川省颁布发茶引的州县有七十五个，其中产茶州县有四十一个，分别是：彭县、灌县、什邡、崇宁、崇庆、新繁、江津、永川、綦江、南川、壁山、广元、巴州、通江、南江、峨眉、洪雅、夹江、东乡、丹棱、邛州、邻水、奉节、大宁……”[18]

清《四川通志·茶法》影印（部分）

清《四川通志·茶法》影印（部分）

清顺治丁酉（1657）举人李蕃在《书陆羽茶经后》中，记述其家乡通江的产茶情况：“吾乡以茶谋生，富家翁岁入万斤，其次数千斤，其次数百斤……”[19]说明通江不仅产茶，而且邑民多以此为生计。而通江县“茶以治北朱家坝、程家坝、潮水坝等地为著。采摘期于谷雨前后为头茶，四五月为二茶，六七月为晚茶，多出售秦陇。又有一种白茶，俗名老荫茶，味劣性凉，贫民夏日多煎之……治南产甜茶，少有采者”。[20]

清闻肇堭纂乾隆《南江县志》土产目记载：“县之崇清乡产茶。”[21]胡炳、彭晪纂道光《南江县志》物产目记载：“崇清乡山河地土，居民蓄茶园，每采摘于谷雨前后为头茶，五六月则为二茶，七八月则为晚茶，树下并可种包谷，其利颇饶。”[22]时南江县分崇清、长池、吴垭三乡，辖49场。崇清乡“辖治城、石矿坝、赶场溪、官禄口、桥亭子、黑岩场、贵民场、沙坝场、西清桥、麻柳湾、官坝、上两河口、桃园寺、白头滩、杨家坝、坪河场”。[23]

从朝廷发引征税的情况中，我们也可看出清代巴中地区茶叶种植的规模。据王镇恒、王广智主编的《中国名茶志》记载：“雍正八年（1730），四川全省发行腹引共4992张，通江县为1680张（即84吨），占全省细茶产销量的三分之一。”[24]“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复增通江行茶引额，合县边腹二引共1010张,共征课银140.75两，税银288.6两。”[25]

是时，每引1担，另可附带12斤，可见当时通江茶叶产量至少达1130余担，加上漏税和茶农自用部分，通江茶叶的实际产量应在1500担以上。

综上所述，自李唐至清代，巴中地区都是四川乃至全国茶叶种植和生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区域。

叁 巴中茶业在中国茶业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

巴中茶叶种植和生产有明确记载的始于唐代，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，至宋代已经很有名气了，并成为四川茶叶的重要产区，也是历代朝廷茶马互市贸易的重要茶叶生产区。

1.巴中是“川茶易秦马”的主要茶叶生产供给区之一

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，据《册府元龟》记载，其目的在于“怀柔远人，义在羁縻”。而至宋代，北宋与辽、西夏战火连年，军费开支浩大，战马来源贫乏。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宋神宗派李杞到四川，设置了提举成都府路、利州路茶场司，开始在川陕推行榷茶，先在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开始，逐步推行到梓州路。在川（成都）、秦（甘肃天水）分别设立茶司和马司。明初于洮（治今甘肃临潭）、秦（治今甘肃天水）、河（治今甘肃临夏）、雅（四川雅安）四州设茶马司，清初又曾于陕、甘二省置御史专管其事，通称茶马御史。

茶马司专掌以川茶与西北少数民族易马事务，用内地之茶，换取蕃人之马，调剂余缺，两厢情愿，互惠互利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茶马贸易”，或称“茶马互市”，又因其主要是以四川之茶易陕甘（秦地）之马，所以又称之为“川茶易秦马”。

清汤寿潜辑《续文献通考·征榷》记载，西北地区茶课“惟川陕最重”。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受当时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，这里离西北及西南边境较近。宋神宗一朝又主要在与四川接壤的熙河地区用兵，四川之茶便成了保证熙河地区需要的战略物资，社会需求决定了川陕茶课的重要性。

据《通江县志》记载：宋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“通江茶叶行销甘陕，以茶易马。年销售茶叶600担”。[26]

巴中是明代“巴茶”的主要产区之一。其时，四川茶叶主要用于易陕甘及西北地区之马，据吴觉农著《茶经述评》记载：“茶马交易的茶叶来源，主要在川、陕。明代洪武初，四川茶课10000担，陕西268担，用以易马。”[27]

明申时行所辑《明会典》记载：“四川茶课……折色三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三斤……系保宁府属巴州、通江、广元、南江四州县解纳。”[28]

我们可以看出，四川保宁府所属的巴州、通江、广元、南江四州县解纳的“折色三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三斤”，平均每县纳课税茶八万多斤。

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通江县举人向阁在《呈茶课》中有详细陈述：“窃照通邑设立万山之中，编户七乡，半系刀耕火种。原额茶课一万七千有零，支解各省。二百年来，茶株消乏，人户逃亡十存二三。查得洪武年间，于本县设仓储茶，招商易马。成化以来，充赏进贡……至十六年内，本折色改征银一千七百余两，解引济边，至今拖欠卷存。嘉靖四十年内，巡按抚御史因一时商茶不行，权宜建议将本府一州三县茶课一十二万改征本色，径运徽州，直抵甘州易马……”[29]清初，四川茶叶贸易继续实行专卖和茶马交易。据道光《通江县志·选举志》记载，巴中茶叶仍然是“岁输所入，佥民运本色，解陕边易马，应役者倾家，且多毙命……”[30]

至乾隆年间，战事停息，边疆安定，战马需求下降，边民因当时茶贵马贱，不愿以马换茶。朝廷对边茶贸易制度进行了改革，并推行茶叶引岸制，增加了商品经济的活力，促进了边区的物资交流，商贾往来，运茶贩货，茶叶贸易进入“商营”的市场阶段。

综上所述，巴中茶业自北宋至清代中期，在延续了700余年的茶马互市中，占有重要地位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2.巴中是“川茶北运”的主要茶叶集散地之一

在明代，茶课的解运主要有两种形式：一是官运茶课，即官设茶运所以组织课茶的运输。二是商运茶课，亦即民运茶课，包括茶户中的“大户运茶”，即所谓的“解茶大户”。

官运课茶是明初在商运尚未展开的情况下所采用的运茶形式。由于明代茶马贸易主要集中洮州（治今甘肃临潭）、河州（治今甘肃临夏）、西宁（治今青海西宁）三茶马司，而陕西仅汉中一府产茶，且产量有限，朝廷易马所需茶叶，主要由四川承担，官运课茶主要是将川茶运往洮、河、西宁三茶马司等西北地区。因此，明代的官运课茶主要是川茶北运。其路线主要有三：

一是保宁、夔州（治今奉节）茶叶解运陕西、西番诸卫；

二是部分夔茶、叙州茶及邛、雅茶叶解运雅州、碉门；三是灌县、安县等地茶叶解运松潘地区。

据《四川茶业史》记载：“明初保宁、夔州茶叶实行榷禁，茶农除向朝廷交纳课税外，允许自留一月的食茶，其余全由政府收购。政府调动军民夫役，将所收茶叶从川省越米仓山、大巴山运至陕西各茶马司易马。”[31]

据明陈子龙在《明经世文编·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》记载：洪武、永乐年间定例为：“三年一次，番人该纳差发马一万四千五十一匹，价茶先期于四川保宁等府约运一百万斤，赴西宁等茶马司收贮，内西宁茶马司收三十一万六千九百七十斤，河州茶马司收四十五万四千三十斤，洮河茶马司收二十二万九千斤……四川军民运赴陕西接界去处，交与陕西军夫，转运各茶马司交收。”[32]

永乐、宣德时期，鉴于川茶大量调陕，规定夔州、保宁茶叶均调保宁茶仓贮积，以便随时运陕易马之需。据刘淼在《明代茶业经济研究》中转引《明英宗实录》卷四三记载，正统三年（1348），兵部又以“陕西、甘肃等处征哨缺马”，请运官茶以备收马。经兵部、户部会议，“乃奏请于四川保宁府运茶一百万斤，赴陕西西宁等茶马司收贮”，[33]以备易马之用。

正统九年（1444）又规定，由保宁茶仓运至陕西褒城茶厂再加工。据《明会典·茶课》记载：“起倩四川军夫，给与口粮。将减半茶四十二万一千五百三十斤，陆续运赴陕西接界褒城县茶厂……成化十九年，令四川保宁等府茶课，每岁运十万斤至陜西接界交收，转运各茶司支用。”[34]

据申时行辑《明会典》记载，明初，川陕官茶皆“令有司收贮、于西蕃易马”，“凡中茶有引由，出茶地方有税，贮放有茶仓，巡茶有御史，分理有茶马司、茶课司，验茶有批验所”。[35]并“令四川成都、重庆、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使司，各置茶仓贮茶，以待客商纳米中买，及与西蕃易马。各设官掌管……正统七年议准……令夔州茶课亦运赴保宁仓”。[36]

而保宁之茶仓则因地利而设在通江，清道光《通江县志·职官》记载：明洪武年间，设茶仓于县署左侧，“溁泽县举人薛逻任通江茶仓大使……”[37]

专事管理，以茶招商易马。

明向阁在《呈茶课》中陈述，是时保宁府一州三县茶课，经通江茶仓“岁编殷实十名，派夫三千名陆运，肩背七十余斤及竹包竹蔑三万有余，伐桑蒸杵万余”，“径运徽州，直抵甘州易马”。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则是，“诸臣所费不可胜纪，中间死于道路、毙于官刑者不少。递年编迁人户卖产鬻子不能赔完，征解之官百计严督论刻，朽木一空，官民坐家不敢申冤。又水运之处，经历七十二险滩，遭风失火难赔，以此财尽民穷，入西乡各处山林，向应啸聚……山险林深遽难剿灭”。[38]

《呈茶课》揭呈茶课积弊，因而得到朝廷批准，于嘉庆四十年（1561），保宁府的巴州、通江、南江、广元“茶课由征本色改征折色”，使茶农免除了长途运送茶叶肩挑背磨之苦。

川茶出通江茶仓北运的线路，古称“通茶要道”，主要有两条：一条是从四川壁州（今通江）到陕西洋州（今洋县），史称洋壁道。运往甘肃徽州的茶叶，从通江出发，走洋壁道，至陕西洋县——甘肃徽州（今徽县）；另一条是从四川壁州（今通江）到陕西汉中，史称汉壁道。根据2015年蜀道申遗时，笔者参加对米仓古道考察的情况拟列于后，供参考：

①洋壁道线路一：通江县城—毛浴—瓦室—长胜—烟溪—永安—泥溪—长坪—两河口—陕西简池—镇巴—洋县。

②洋壁道线路二：通江县城—毛浴—瓦室—长胜—文胜—沙溪—洪口—澌波—万源竹峪—陕西简池—镇巴—洋县。

③汉壁道线路：通江县城—草池—涪阳—新场—青浴—板桥口—诺水河—陕西碑坝—汉中。

3.巴中是有清一代“商营”茶叶的重要生产供给区之一

清初，茶马互市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制。至康熙时期，朝廷平定“三蕃”和收复台湾之后，全国大规模战争已基本结束，其统治秩序已相对稳定，朝廷对茶马贸易则渐不重视。康熙以后，蒙、藏地区日趋安定，马匹来源充足。“乾隆元年，令甘肃官茶改征折色……十三年，定甘肃应征茶封，每年收二成本色、八成折色……（嘉庆）十七年，以甘肃库茶充羡，定商纳官茶，全征折色。”[39]

官茶由征“本色”到改征“折色”，是茶叶课税中一个重大的变革，也是茶马贸易消亡的重要标志。于是，朝廷对边茶贸易制度进行了改革，并推行茶叶引岸制。所谓“引”是茶引，“岸”是口岸。凡商人经营各类茶叶都须纳税请领茶引，按茶引定额在划定的地区范围内采购，卖茶也要在指定的专岸销售或易货，不准任意销往其他地区。这样增加了商品经济的活力，促进了边区的物资交流，商贾往来，运茶贩货，茶叶贸易逐渐进入“商营”的市场阶段。

是时，“四川有腹引、边引、土引之分。腹引行内地，边引行边地，土引行土司。而边引又分三道，其行销打箭炉者，曰南路边引；行销松潘厅者，曰西路边引；行销邛州者，曰邛州边引”。[40]

向由各属茶商领引纳税行销，后因本地商人不善经营，多为陕西商人所包办。如：道光初，南江县“居民蓄茶园……其利颇饶。春分即有陕西客民来山置买，落经纪人家以便交易”。[41]

据道光《保宁府志》记载，“巴州行茶腹引五十张……通江县行茶腹引八百六十张……南江县行茶腹引五十张……”[42]

嘉庆《四川通志》更详细地记载了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四川各府、厅、州属边腹土引张数、课税银两、现行实数及收买发卖各地方情况。现将与巴中相关的记载录列于后：

“保宁府属……巴州行茶腹引五十张，共征税银一十二两五钱，课银六两二钱五分，于本州买配正附茶斤运至阆中、苍溪、南部、营山、渠县等县发卖。

“通江县行茶腹引八百六十张，共征税银二百一十五两，课银一百七两五钱，于本县买配正附茶斤运至定远、阆中、南部、射洪、蓬溪、遂宁等县发卖。

“南江县行茶腹引五十张，共征税银一十二两五钱，课银六两二钱五分，于本县买配正附茶斤运至阆中、南部等县发卖。

“顺庆府属：南充县行茶腹引二百张，共征税银五十两，课银二十五两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县发卖。

“西充县行茶腹引五十二张，共征税银十三两，课银六两五钱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县发买。

“蓬州行茶腹引五十张，共征税银十二两五钱，课银六两二钱五分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州发卖。

“营山县行茶腹引一百张，共征税银二十五两，课银十二两五钱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县发卖。

“仪陇县行茶腹引三十张，共征税银七两五钱，课银三两七钱五分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县发卖。

“广安州行茶腹引一百六十张，共征税银四十两，课银二十两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州发卖。

“岳池县行茶腹引一百三十张，共征税银三十二两五钱，课银十六两二钱五分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县发卖……

“潼川府属……盐亭县行茶边引五张，共征税银二两三钱六分，课银六钱二分五厘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县发卖……

“绥定府属……渠县行茶腹引一百五十张，共征税银三十七两五钱，课银十八两七钱五分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县发卖。

“大竹县行茶腹引三十张，共征税银七两五钱，课银三两七钱五分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县发卖……”[43]

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，巴中所属的巴州、通江、南江行腹引960张，共征税银240两、课银120两。茶叶发卖于阆中、苍溪、南部、营山、渠县、定远、射洪、蓬溪、遂宁等地。顺庆府所属的南充县、西充县、蓬州、营山县、仪陇县、广安州、岳池县、潼川府所属的盐亭县、绥定府所属的渠县、大竹县行腹引共907张，于通江县买配正附茶斤运回本县发卖。

清朝廷规定“茶引一道，可购销茶叶100斤，另附茶14斤不纳引税”。[44]

巴中行销腹里地区之茶引共1867张，合计行腹茶212838斤。这还不包括边引、茶农自用和偷税漏税部分。由此推测，巴中地区在清乾隆时期茶叶产量是相当大的，毫无夸张地说，巴中是有清一代“商营”茶叶的重要生产供给区之一。

（因篇幅过长，本文有删节）

主要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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